打儿汉首领哥谒见王崇古、方逢时后，双方已就执送叛人、送还把汉那吉一事商妥，俺答汗遂上了一道请求入贡的禀帖，王崇古与方逢时随即联名上奏。
高拱手拿王崇古、方逢时的奏本，似有千钧重，他担心在内阁会引起争执，遂拿着奏本回到自己的朝房，召张居正、张四维聚议。
“玄翁，外间人心惶惶啊！”张四维焦急地说，“都说北虏大军压境，边臣不敢战，故而求和。”
“一派胡言！”高拱厉声道，“虏酋拥众近边者，以索孙故也。朝廷对宣大纳降的奏本未能及时批复，明诏未颁，处分意见不明，老俺心有疑虑，不愿退兵，今诏命巳下，督抚方在处分，老俺若闻朝廷授把汉那吉官位，当自退兵。”
张居正苦笑道：“宣大的奏本，一则请示遣返把汉那吉，一则奏报俺答汗请求封贡、达成永久和平之意。封贡、互市、和平，这些字眼，势必刺激朝廷诸公的神经，我好有一比：这三者，就像是捅马蜂窝的三支柴棍。”
高拱点头，肃然道：“我本意，欲先封贡，再遣还把汉那吉，一时而举，于国体尤为光大。但反复思之，人心不同，恐旷日持久，内生他变，翻为不美。倒是可以先允准遣还把汉……”
话未说完，李春芳慌慌张张跑过来，一脸惊慌地说：“新郑，监生在长安街游行嘞！”
“游行？因何游行？”高拱忙问。
“你听听。”李春芳已听到了街上的喊叫声，向外一指道。
高拱、张居正忙走出朝房，站在回廊侧耳细听。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与北虏言和者，卖国贼也！”
“先斩卖国贼，再逐虏寇！”
“汉奸不死，国祸不已！”
“添乱！”高拱一跺脚，“传令兵马司，速驱散！”书办领命刚要走，高拱又道，“晓谕监生，有何建言，可推三、五人到本阁部朝房陈情。”说罢，又叫来书办，吩咐道，“你去，叫兵部职方司郎中吴兑来见。”又烦躁地一扬手，“叔大、子维，不议了，各自忙去吧。”
须臾，吴兑急匆匆小跑着进了朝房，高拱不待他施礼毕，拿起王崇古的奏本，道：“宣大的奏本，批兵部题覆。你知会大司马，就说我说的，先准遣返把汉那吉，他事另议。”见吴兑点头，又道，“别磨磨蹭蹭的，要快些办！”
吴兑刚施礼辞去，书办来禀：“高阁老，中城巡城御史王篆带兵马司逻卒前去长安街弹压，监生见状，一哄而散。”
高拱仰靠在椅背上，喟叹一声：“他们倒是好聚好散，可这一闹，人心大乱，办事更难咯！”
“玄翁，快到中堂去吧，出岔子了！”张居正在门外焦急地说。
“又出甚事了？”高拱蹙眉问，边快步走出朝房，往中堂走。
“新郑，这是文书房散本太监刚送来的，你看看吧！”李春芳见高拱进来，拿着两份文牍递过去。
高拱接过一看，一本是御史叶梦熊的《慎处纳降疏》，一本是巡边御史姚继可的弹章。
“喔呀！”高拱一惊，“皇上在《慎处纳降疏》上直接御批了！”遂以惊喜的语调读了起来：“叶梦熊不识大体，竟引郭药师故事喻今，著降两级，调外任！”
赵贞吉一拍书案，大声道：“方逢时私通丑虏，与黄酋密使密会于东城楼，导之东行，嫁祸邻镇，其罪大焉！我看，革职算是轻的！”又转向高拱，“新郑可知，纳降势必通寇，都是纳降惹的祸！时下丑虏大军压境，京城人心惶惶，连学子们也不能安心读圣贤书了！当速罢斥方逢时，传檄宣大，死战逐寇！”他对纳降本不赞成，见御史因反对纳降竟受严厉处分，想替属下说话，又顾忌乃出自皇上宸断，不便公开妄议，遂拿姚继可弹章里指责方逢时的话撒气。
高拱这才去看姚继可的弹章，只见上写着：
隆庆四年十月初一日，虏贼二万余骑自平虏地方入境，杀虏人畜。巡抚大同方逄时登城，见贼势逼近镇城，乃慌忙无计，谋出下策，随差旗牌龚喜，直入虏营见黄台吉，说称我太师叫这边差一人去城上答话。黄酋差贼哑都善来见。逄时引至城楼顶上，密行译审犒赏送回，又授谍者指以侵犯宣府地方。黄酋果起营侵犯洪州一带，其各该镇巡将领等官有临敌而侥幸苟免者，有畏敌而观望不进者，事迹昭然，通应并究。乞将平虏参将阎振候贼退事定之日究问；大同总兵官马芳，行令戴罪杀贼；巡抚方逢时亟行罢斥；总督王崇古免究，仍行戒谕，逐贼出境，以靖地方。
“姚御史所言，不可信！”高拱阅毕，把弹章往书案上一丢，以坚定的语调道，“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按臣安得知内情？”他不想与赵贞吉争辩，“这弹章，照例批交吏、兵二部题覆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