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躺在病榻上，嘴唇干裂，长满了燎泡。两天来，吃不下食物，连水也不愿喝。夫人张氏急得坐立不安，暗自垂泪。张居正闻讯，忙传太医诊治，只说是劳累过度，急火攻心，并无大碍。开了几剂汤药，嘱咐卧床静养。不待高拱吩咐，夫人张氏命高福大门紧闭，在首门上张贴了一张告示：“遵医嘱：病人需静养，恕不见客。”
可是，张居正来谒，张氏只得放行。
“叔大，宣大那里怎么样了？”听到张居正的声音，高拱吃力地抬起头，问。
“玄翁放心吧！”张居正走上前去，整理了一下枕头，托着高拱的后背，让他慢慢躺好，“朝廷允准遣还把汉那吉的诏旨已颁，这时恐怕把汉那吉已与老酋相拥而泣嘞！”
“你多费些心。”高拱嘱咐道。
“玄翁不必挂心！”张居正道，转头问高福，“用过药了吗？”见高福点头，又嘱咐，“务必按时用药。”起身在卧室查看一番，对高福说，“这屋里不够暖和，加点碳，烧暖些。”又指了指地面，“不妨勤洒些水，太干燥了不好。”待高福出去了，张居正从袖中掏出一份文牍，举在高拱面前，道，“玄翁看，这是皇上在玄翁请辞疏上的御批。”
高拱睁开眼，只见皇上亲笔御批写着：“卿辅政忠勤，掌铨公正，朕所眷倚，岂可引嫌求退？宜安心供职，不允所辞。”阅毕，他长长出了口气，道，“有皇上这几句话，就够了。”
“还有呢！”张居正面露喜色，又拿出一份文牍，“皇上在赵内江奏疏上的御批。”他又举在高拱眼前，高拱看了一眼，上写着：“准致仕，赐驰驿。”张居正收好，道，“他想与玄翁在皇上面前比高低，真是自讨无趣！”
高拱良久没有出声，突然睁开眼睛，道：“叔大，都察院让葛守礼去做，你看如何？”
“葛守礼倒是合适，”张居正边思考边说，“只是，此公速来特立独行，不是个听招呼的人。”
高拱肃然道：“要得天下治，只在用人。用人只在用三人：一个首相，一个冢宰，一个台长。台长，不能让看权势者眼色行事的人来做。”
张居正暗自撇嘴，却也不再争辩，而是问：“葛守礼所遗刑部尚书缺，玄翁有人选吗？”
高拱听出来了，张居正定然要荐人，便道：“叔大有人选？”
夫人张氏从外面进来，嗔怪道：“叔大，你哥这病是累着了。你说几句就行了，让你哥好好歇歇。”
“呵呵，嫂夫人放心！”张居正拱手笑道，“有几件事，玄翁一直牵挂，我念叨给他，他就放心了，自可安心养病。”
张氏摇头叹息而去，张居正起身送到门口，回身又坐在高拱病榻边上，道：“潘水帘，如何？他可是玄翁的同年，还是榜眼！”
潘水帘名潘晟，嘉靖二十年榜眼。当年高拱就是接替他做的国子监祭酒。潘晟在礼部尚书任上受弹劾而闲住多年。他做过为宦官开办的“内书堂”的教习，是司礼监提督东厂太监冯保的老师。前些天张居正通过游七和徐爵，托冯保在李贵妃面前提议考察科道，冯保则请张居正在高拱面前进言，起用潘晟。此番探病，张居正就是为此事而来。高拱对自己的同年潘晟自然熟悉，他摇头道：“潘水帘善文辞，不谙律令，做大司寇不合适。”
张居正不甘心：“把殷正甫挪到刑部，让潘水帘做礼部尚书，如何？”
“殷正甫已然是礼部尚书，又在裕邸做过讲官，挪到刑部，他怎么想？”高拱又摇头道，“况且殷正甫也是翰林出身，文辞尚说得过去，掌刑部，力有不逮。”
“我原想，让正甫做台长，必能听招呼。”张居正只得阖盘托出自己的想法，“空缺的礼部尚书，起用潘水帘。”为争取高拱同意，又补充道，“能力差的人，你给他高位，他必死心塌地。”
“殷正甫做礼部尚书也勉为其难，做台长更不合适。至于潘水帘，有机会再说吧。”高拱道，“刑部，就让刘自强来做。”
“喔呀，刘自强？”张居正吃惊道，“他虽是玄翁乡党，可元年白头疏之事……”
刘自强是开封府扶沟县人，比高拱晚一科中进士，隆庆元年举朝逐高时，因尚书葛守礼拒绝签署公本，刘自强竟以白头疏上奏，成为官场奇闻，传布朝野。
高拱苦笑一声，道：“掌铨政，不能有私心。这刘自强自入仕即在地方做推官，又做过按察使、巡抚，在南北两京各部院都做过，时下在南京做刑部尚书，内调就是了。”说完侧过头去，重重地喘起气来。
张居正有些失望，但却未有丝毫表露，道：“玄翁用人，正如皇上所说，公正！”他站起身，俯身对高拱说，“玄翁，安心养病，不必挂心国务。”
“宣大之事，不可掉以轻心。”高拱吃力地侧过脸，嘱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