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大婚已经两年，但是真正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而作为普通妃子的章屏和雷妍能够陪侍皇帝的时间更少。所以即便肉体上他们已经很亲密，但精神上还是很生疏的。
可今天两人的表现让赵昺不能不刮目相看，她们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极有表演天赋，又善解人意，可能也明白皇帝文化水平不高，便用生动易懂的语言就将徽宗皇帝创造的社会福利系统说的明明白白，也让赵昺能够很好的理解了这位祖宗的‘苦心’。
说实话，安济坊、漏泽园和居养院，这三大机构是徽宗与蔡京所创，二人围绕着这三大机构，也耗费了不小的财力与精力。但遗憾的是，这些机构并未给民众带来多少真正的实惠，反成了两宋之交有识者们的批评对象，这又是为什么呢？
赵昺以为归根结底是徽宗二人做事的目的不纯，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普惠万民，而是想借此获得一个‘仁君’的美名。那么他就无法以‘为民谋福’的基本点出发，做事也就力求‘好看’，因此得到的也只是一个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恶评。
首先从制度设计上，徽宗和蔡京就没走正道。这种只向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考核制度，最后带来的是一种荒诞的结果。地方官府为了应对考核，也为了借机敛财，把正常的福利救济搞成豪华大餐，不但给屋子装修上帷帐（一般只有富贵家庭才用得起），还给受救济者雇请乳母与女仆，搞得穷人很开心（好享受）、富人很烦躁（要出钱）。
而在实施中，徽宗也意识到其中的错误，也曾下令改正。
“我听说地方州县执行得太过火了，甚至有些地方在救助贫民时，搞起了宴会，办起了酒席，以后不许再这样干了。”
“往年有关部门干的事情，实在是太离谱，竟然到了给受救助者置办蚊帐、提供酒肉的程度，钱花得毫无节制，助长了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的懒惰，他们成天游手好闲，白吃白喝，地方官府全然不管，实在是太过分。”
“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失当，如给衣被器用，专雇乳母及女使之类，皆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天下穷民饱食暖衣犹有余峙，而使军旅之士廪食不继，或致逋逃四方，非所以为政之道。”
他发现有些州县刻意控制安济坊、漏泽园的救助人数，还用无病之人和已下葬之人填在表册里充数，来应付考核，他随即下诏对这些人“杖一百”。同期，他还发现有些州郡的漏泽园为节省人力选择浅埋尸体，导致其很快就裸露在外，又下令制定了必须至少深埋三尺的标准，命各级机构严加审查。
相对于皇帝不疼不痒的敕令，对办理不力笼统的处理，地方官们更在乎皇帝的感受和自己的仕途，更愿意送上一份好看的‘报表’。而在如此这般引导之下，地方官府为了竞争出位，自然会绞尽脑汁，搞出些荒唐事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徽宗与蔡京还曾试图对居养院、安济院与漏泽园实施“数目字管理”。比如安济坊里的每名医生都会有一本“手历”，上面记载了这名医生经手医治的患者的痊愈数和死亡数。每年岁末考核时，就拿“手历”里的治愈率和死亡率来做依据，不合格者要接受惩处。
问题是：这种想当然的“手历考核”，并不符合医学常识——有些病患者可以自愈，而有些病无论医生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治愈。所以它推行下去之后，没有医生愿意去安济坊，这一者是因为对医生的考核不符合医学常识，一者是许多医生害怕数据统计，对自己能否达成朝廷规定的痊愈率并无信心。
各地州县不约而同弄来一批批无病之人，装模作样进到安济院中看病，然后装模作样“痊愈”，以完成“数目字管理”中的治愈比例。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不仅医者无济世之心，官吏与医者相互勾结，无名者冒名顶替良医，领取俸禄，同时在药物购置方面还有奸吏插手，更使安济坊的施行效果大打折扣。
赵昺也弄清楚了大宋社会福利之所以叫好不叫座，根源是徽宗忘记了惠民的初心。在推行中盲目自信，以致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以致在实行中漏洞百出。加之从中央政令的发布道各路的执行，由于政治变动，行政机构冗杂和管理着投机等因素的影响，安济坊等福利机构的济世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因为有了徽宗的前车之鉴，所以在赵昺试图恢复时，朝臣们不免担心他也是为了‘博名’，而心存忌惮，恐其仿照前人乱来一气，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得不到想要达到的结果。从而大家口头上遵从，实际上并不积极，以此来让他打消恢复‘恶政’的念头……